第12章经验教训【求医】

发布时间：2021-01-14 16:03:08 阅读：次来源：录音笔厂家

从明朝建国到嘉靖年间，特别是明嘉靖年间，日本是一个诸侯纷争，政治不统一，经济远较中国落后的小国，倭寇是没有严格组织的、分散的、以劫掠为目的的一伙亡命之徒。而明朝是一个经济较发达，有统一政权的大国，军事上有统一的指挥，可以协同作战对敌。但是明即使倾全国之力，终不能阻止倭寇的入侵，留给了我们后人诸多经验教训。明廷长期不能平息倭患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

一、闭关政策，只会导致灭亡

明朝倭患，在很大程度上与明朝廷的海禁是分不开的。

明初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在对外贸易上，除为“怀柔远人”，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“朝贡”的方式进行贸易外，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。朱元璋表示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，故尝禁其往来”，即实行海禁，禁止私人出海贸易，不准外国人来中国经商。期间更是弃守舟山等沿海岛县，以武力强迫沿海人民内迁。洪武年间(1368～1398年)屡申“通番禁令”，规定“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”，颁布“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”等严刑酷法。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，建立严密的“巡检”制度。

当然，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主要是：

第一，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，明初社会经济虽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，商品经济的成分非常微弱，因而没有强烈的对外贸易要求，这是潜在的因素。《明史卷八十一?食货五》：“永乐初，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，附载胡椒与民互市。有司请征其税。帝日：商税者，国家抑逐末之民，岂以为利。今夷人慕义远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亏辱大体多矣。不听。”也就是说明朝即使和海外互市，也不征商税，国家在从事海外贸易时毫无所得，也难怪皇帝和朝廷都对海外贸易不感兴趣。

第二，导致明王朝实行海禁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，这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为了防备张士诚、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，因为他们不仅在南洋一带建立了许多据点，而且和国内外的反明势力相联络，共谋反明，这不能不使明王朝十分警惕；二是倭寇问题，时，倭寇就不断到中国沿海骚扰，入明后，为祸更烈，这成了明王朝推行海禁最直接的原因。可见海禁政策有对外对内两方面作用，但实际只对大明朝的百姓起了作用，而对倭寇毫无作用，甚至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功效。

永乐以后，明廷仍屡申“严私通番国之禁”，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，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，给事中夏言敷衍塞责地说倭寇起于市舶(即贡舶)，建议罢市舶，厉行海禁。朝廷接受建议，封锁沿海各港口，销毁出海船只，禁止下海捕鱼捞虾，断绝海上交通。凡违禁者，必依法处以极刑。正因为这样，海禁成了“嘉靖倭难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“嘉靖倭难”其实是一场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历史悲剧。怎么说？要避免这场悲剧的“治本”对策，就是解除海禁，开放对外通商口岸。但遗憾的是当时从朝廷到地方，都未能认识到开市通商已是当前急务，或者即使认识到也不敢当着嘉靖皇帝的面冒渎地建议。因此要挨到嘉靖皇帝逝世后，隆庆元年(1567年)*泽民上疏议请解除海禁政策后，才基本上消除了“倭寇”问题的蔓延。当然，还有历史学家提出：因为“倭寇”问题主要是“政治”问题。嘉靖政权把“海寇”政治化为 “倭寇”问题，但隆庆以后不再把“海寇”问题政治化，因此就不复存在“倭寇”问题了。也就是说并非隆庆解除海禁后，“海寇”问题也随之消除，而是尽管海寇问题仍然存在，只不过不再把它政治化成为“倭寇”而已。因此“嘉靖倭难”基本上是嘉靖政权严厉“海禁”的错误对外政策所导致的历史悲剧，它随嘉靖一朝之来而来，也随嘉靖一朝之去而去。

“嘉靖倭难”爆发后，也有几次机会议论开市通商问题，遗憾的是在嘉靖皇帝有生之年，开市通商这条路是禁止通行的。首先，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正当柘林等一带寇乱最紧张时期，深悉海寇始末的杭人，致仕佥都御史张濂，针对时弊上言三策：一日重军法以作积弱之气；二日选民兵以收必胜之功；三日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。他在“复海市”中指出海寇猖獗的根源在于：“武备日弛不能制变，而后海禁渐严，倭寇乏食，海寇由之以起。”针对这问题，张濂强调只要管理得当，“然后相机稍复海市之旧，不唯散已聚之党，而濒海穷民，假此为生，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”(谷应泰编《明倭寇始末》)。尽管张濂的上言具有对症下药的时效，无奈在嘉靖朝政下，不起作用。其次，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王直回宁波归降被捕后，一方面，胡宗宪的军门方面，原有意利用王直的影响力，以驱除舟山海域各派海寇势力。胡宗宪为着王直的剿抚问题，请教过唐枢。唐枢在《复胡梅林论处王直》书中，对王直的《自明疏》给予积极的评价。他从过去、当前以及未来等各个不同角度，分析嘉靖朝廷成立以后，严厉海禁政策后，海寇问题逐年升级的情况，指出沿海海寇问题是历史性的社会难题，能禁而不能绝。唐枢强调开市问题已不是为王直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不可的关键阶段，因此赞同胡宗宪的招抚方案。胡宗宪一开始也上疏主张招抚。没想到疏一上，马上遭到周围总兵官俞大猷、巡按王本固等的强烈反对，以致不得不改变主意，反抚为剿。另一方面，朝廷里对王直的剿抚问题也相持不一，争论了两年，其间也曾一度出现招抚的倾向，但最后嘉靖皇帝还是把王直杀了。王直的剿抚问题是“嘉靖倭难”的关键转折点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代表著作《国榷》上，也批评了嘉靖当局的错误决策指出：“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，其后异论汹汹，遂不敢坚请。假宥王直，便宜制海上，则岑港、柯梅之师可无经岁，而闽广、江北亦不致顿甲苦战也。”谈迁的这段史评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：如果嘉靖当局当时能接受王直的归顺受抚，妥善处理好开市通商问题，就能避免那以后寇乱向福建、广东，以及江北，继续蔓延10年的历史悲剧。

二、国不可一日无军，军不可一日不备

不可否认，明初朱元璋和都注意加强军队建设，加强海防建设，但是随着倭寇侵扰的减少，明廷渐渐放松了军队建设，卫所任其缺额，将官鲜能知兵，水军舰船破损，卫所城池倾圮。战争一来，要兵缺兵，要将少将，战船不能出海抵御倭寇，城池不能就地抗倭。以至于让倭寇上到陆地后如同闯入无人之境，任他们烧杀劫掠。即使调来的客兵虽然起到过一些作用，但也是互不相统，纪律较差，靡费军饷，于事无补。事实证明，明廷长期不能平息倭寇，卫所军队无能是其重要的原因。调客兵只是临时救急的措施，而不能起到主导作用。

如明军在取得王江泾大捷后，由于张经遭诬陷被弹劾进入监狱，由南京户部尚书杨宜代之总督军务。但杨宜节制不力，地方越来越乱，将士懈弛，众志溃涣，而倭寇侵犯越来越厉害。这年七月，仅仅六七十名倭寇，他们从杭附近登陆，经北新关西掠淳安(今浙江淳安)，突徽州(今安徽歙县) 等地，流劫芜湖(今安徽芜湖)，北奔太平(今安徽当涂)，犯江宁镇(今南京城西南江边的江宁镇)，窜至南京城下，侵略大安德门(今南京城西南小行北侧附近)，两日后又侵犯了秣陵关(今江宁县秣陵镇)等地。这次倭寇仅六七十人，流窜达数千里，杀伤四五千人，其中包括一御史、一县丞、二指挥、二把总，攻陷二县城，历时80多天才被明军歼灭。足见军备不可松懈。

明军开始不敌倭寇的原因有很多，主要有两点：

其一，明军的战斗力很差，到嘉靖的时候，各海卫的哨船“十不存一”，士兵数也不及明初的一半，明军的一些将领也十分差，如赵文华等人。俗话说：“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”在明朝的那种官场风气很难对他们有所指望。当地的不行，政府也曾调过外兵，不过他们的一些风气并不怎么样，他们一般都战斗力很强，不过军饷不足，纪律涣散，有寇的时候还好，无寇的时候他们就自行为寇，最早对付的不少就是他们。后期明政府重用了像戚继光等将领部分解决了将领问题，而在战斗力方面，戚继光到任后，上疏请求招募新军。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，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农民和矿工共3000余人，采用营、官、哨、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，这支军队中英勇善战的多，被称为“戚家军”。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武装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，如瓦氏夫人领导的壮族人民武装和另一支来自湘西土家族的民兵。

其二，兵器装备问题。倭寇一般用的主要是日本刀和弓，其次是鸟铳等火器，其实弓和鸟铳应该不打紧，应该说明军和抗倭军队也应该有这种装备，而且也不会落后。但是日本长刀就危险了，刀长约1.4米左右，具有长柄，他们的长度了重量大约是明军常用的配刀的2倍左右，而且可以双手进行劈砍，而明军装备的就只能单手。不仅如此，日本当时的制刀技术非常发达，如“村正”等名刀大家也都知道，而且由于日本的当时战斗都是小规模的，对武器的要求也就很高，造成许多日本武士对刀也十分重视。他们在制刀的时候采用“包钢”技术，这种刀的刀身整体十分坚固。而一般的明军配备的是一种短单手刀，这种刀只有刀刃部分才是钢制，可以想象到两种刀对劈的惨痛结局。戚继光为了改变装备的劣势，开始重新采用“包钢”技术，他仿制日本长刀锻造“戚家刀”。这种刀的刀身类似日本刀，不过长度要比日本长刀短小。而且为了适合明军的使用习惯，刀柄有一个向下的弧度，一般所说是单手的，有的资料也说单双手皆可操控，这使得明军在兵器上拥有了对抗能力。为了对付日本武士的灵活散攻战术，戚继光创造了“鸳鸯阵”，队是基本战斗单位，队员按年龄、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，作战时，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，配合作战。在对付倭寇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。我看过电视上介绍说，这种战法的前排是短兵器，也就是“戚家刀”。

后来，明军之所以能把倭患基本平息：

其一，是因为在抗倭战争的后期，由于明廷大力加强了军队建设，划区防守和有层次的布防，使得沿海形成了有层次、有纵深的防御体系，加上装备技术的改善，城池的修筑和军队素质的提高，使得抗倭能力大大加强，为彻底消除倭寇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其二，数年的战争锻炼出了一批能干的文官和武将。文官如谭纶，在浙江、在福建都全力抗倭，欧阳祖经在《谭襄敏公年谱》中说：平海卫大捷若不是谭纶指挥督率，也不会出现自东南有倭祸以来如此快速的胜战。取得平海卫大捷后，谭纶对福建的海防建设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再如吴桂芳，在广东全力支持抗倭名将俞大猷，使其能施展军事才能，一举歼灭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入侵的倭寇。对彻底歼灭吴平，吴桂芳也略定得当。武官如戚继光由一名参将渐成为总兵，练兵作战都有创新，使敌人谈戚色变，畏他如畏虎，福建、浙江倭寇的平定和他的智勇是分不开的。再如俞大猷，虽然几经挫折，报国矢志不移，驰骋东南沿海，深谋远算，每每获胜。这些文官武将的成长为战胜倭患准备了谋臣干将。更何况谭纶、戚继光、俞大猷等都善于练兵，他们所训练出来的军队一反卫所军的积弊，兵识将意，将识兵情，听从指挥，勇敢善战，成为剿倭的主要力量。

其三，海防改善，布局合理。在抗倭后期，广东分成3路，福建分成3路，恢复了五水寨，浙江分成四参六总，海上防卫力量加强，陆地上城池建筑改善，各守防区，互相联络，形成了有层次、有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，改变了过去海防废弛的状况。

明朝经过200年的抗倭战争，到了嘉靖和朝，我国军事思想得到了全面发展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多层次的防御思想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设险防守讲究多层次壤、羊马墙、主墙；防御体系有层次，如海防，防海、防岸、防河，而防海本身又有几道防线。这些都体现了嘉靖、万历时期防御思想的深化和周密。

二是攻守结合的思想。无论是战略上还中战术上，都把进攻和防守结合起来。攻之中有守，守之中有攻，攻守结合夺取胜利。车营战中有守，沿边台垣守中有战；鸳鸯阵中牌、筅主守，长枪主攻，一头两翼一尾阵，头主攻，两翼主守；守城要有出击部队；守边要有车营等。这是对《孙子》“先为不可胜”思想的运用和发展。

三是力求全胜的思想。全胜思想是中国兵家的传统思想，但《孙子》的“必以全争天下”，“兵不顿而利可全”，指的是谋攻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嘉靖、万历年间的全胜思想是指在实战中夺取全胜的思想。在这方面，不同的军事家的战法不尽相同。比如，俞大猷采取的集中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堂堂正正，十围五攻，稳打稳扎，夺取全胜。而戚继光则以占优势的精锐部队以奇袭取全胜。但二人都具有奇正变化，相生相救，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夺取全胜的特点。

四是全面深刻的治军思想。嘉靖、万历年间的治军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全面性，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练兵、练将、武器装备以及各个方面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，而且正确地认识了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；二是深刻性，人们普遍认识到思想、胆气的培养、训练的重要。当然如何培养训练胆气，不同的军事思想家有不同的主张。俞大猷、何良臣等人主要从练艺入手，而戚继光、吕坤等则从思想教育入手。

通过数百年的抗倭战争，明朝军事家们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用、设防和作战的认识都有所深化，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措施。

三、才能走向胜利

纵观明朝抗倭的全过程，明廷功罪不明，诬杀抗倭将领，是延续倭寇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朱纨、张经都是在抗倭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将领，但是他们却被诬杀，他们不仅功劳被别人替代，而且连命都没有保住。朱纨被陷害，服药而死；张经受谗言，被砍去了头颅。明朝廷如此颠倒是非的举动，使抗倭的将士寒心，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，使倭寇一再猖獗。明朝政府的内乱与腐败，将这些能干的巡抚、总督杀害，使抗倭斗争一再受挫。

胡宗宪是一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抗倭将领，但他也存在进剿不力的方面。胡宗宪喜功名，虽然花费千金，巧施计谋，遣谋用间，消灭了勾结倭寇的主要汉奸，但并没有完全消灭倭寇。倭寇依然从其岛国扬帆而来，劫掠中国沿海。胡宗宪是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用间计歼灭徐海、王直的，但第二年，倭寇就开始大举入侵了。总督胡宗宪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特别是朝廷的严厉指责。胡宗宪却声称“贼可指日灭”，但他并没有歼灭倭寇。在盘踞岑港的倭寇造新舟出海时，他竟然置之不追、不击，任倭寇流窜福建，反而把纵贼的罪，嫁祸于俞大猷，致使俞大猷被逮捕至京师问罪。事实证明，对勾结倭寇的汉奸可以用有武力配合的抚剿结合计谋，获得某些成功，但对异族的入侵，只能依靠强大的武力和国内军民同心同力、众志成城，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，那种靠施小计，是不能完全奏效的。

当时风云一时的客兵虽然强悍，马上能派上用场，但因不相统属，难于驾驭；争功私斗，自相仇杀；军纪败坏，骚扰百姓，以致产生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社会弊病。因客兵难于控驭，经常有“弃戈鼠走，所过道路，率又逞其狼豕贪残之性，白日剽掠，昏夜则污渎妇女，一或捍拒，则露刃而哗，杀人无忌，故谚日：宁遇倭贼，毋遇客兵；遇倭犹可避，遇兵不得生”(《筹海图编》卷11下，《募客兵》)。戚继光也指出：“远调湖广山东河南等处狼兵土目，虽亦节有成功，而狼子野心，终难控驭，沿途剽掠，甚于盗贼。万里愆期，寇去兵至。师无纪律，缓急不济。绳之以法，则怨而犯上，宠之以恩，则玩而殃民。”(《明经世文编》卷347，《戚少保文集》)倭寇的基本歼灭，直接原因是由于一批爱国的抗倭将领成长，一支支善战的军队在出现，武器装备也有所改进的。但实际上收到成效的却是明廷在加强沿海防御整体性的同时，沿海防御的层次性也有了加强，形成了多层次的沿海防御体系，大力加强了团结协作的作战能力和水平。如谭纶、戚继光等名将的团结协作，使明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，倭寇也极少有可乘之机了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只有国内的安定团结才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最有效的手段。嘉靖年间以后，明廷的文臣武将提出了巩固海防的政治谋略，就是以安定民心，使民众为根本。这既是对当时经验的总结，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。倭寇在中国沿海侵略了200年之久，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腐败影响了沿海老百姓的生存，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。流民、窝主和汉奸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。

特别是军队内部、军民之间的团结协作、众志成城，经历近10年的艰苦抗倭斗争，倭患才逐渐被平息。